孙中山与武汉，这些故事你知道吗？

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摄影记者 刘中灿

今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3月12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昌洪在武汉市武昌区红巷博物馆群江城印象民俗博物馆举办讲座《孙中山与武汉》，讲述孙中山先生与武汉的故事。

讲座现场

孙中山一生有几次到武汉？三次不靠谱，能确定的有两次

孙中山一生有几次到武汉？严昌洪说，对这个问题，有两次的说法，也有三次的说法，以他的研究考证，两次应该是比较确定的。

严昌洪

严昌洪说，确定他第一次到武汉，是来源于孙中山本人在《有志竟成》中的自述：1894年，他在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由本人确认，这次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而孙中山的第二次武汉之行，在严昌洪看来是有较大争议的。这次武汉之行来自一本署名糊涂翁刘云山口述、半僧氏罗养民记录的《总理轶事》。其中记载，一位法号解敏和尚（即刘云山）的人，1906年曾在汉阳的栖贤寺接待过一位不速之客，该人在庙里住三星期之久，到汉口日本租界活动，并叫人给湖广总督张之洞送信，想约见张之洞，但张之洞没有见。北伐以后，这位和尚看见孙中山遗像，觉得很像当年客人，见孙中山手迹，也很像当年客人所写条幅，认定这个客人就是孙中山。

严昌洪说，经过考证，从主观上看，孙中山1906年时还受到清廷通缉，他不会到武汉来；从客观上看，他那年的主要行程在日本和南洋之间，也不能到地处内陆的武汉来。因此，这个说法并不可信。

严昌洪说，孙中山的第三次，或者说是实际上的第二次武汉之行，是应黎元洪邀请，于1912年4月访问首义之区武汉。这次有一位记者陈霁云追踪报道孙中山在武汉的行程，事后写了一篇《中山先生五日驻鄂记》，说孙中山在武汉待了5天，就是4月9日至13日。不过根据这篇文章的时间对照，孙中山在4月12日下午5时就登上联鲸号兵舰离开了武汉，实际停留时间为四天三夜。

武昌起义与孙中山、同盟会有没有关系？关系很密切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等同盟会主要领导都不在武汉，那么武昌起义与孙中山、同盟会有没有关系？

严昌洪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昌起义的胜利就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的结果。这可以从3个方面来印证。

讲座现场

在组织上，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和实际上的联络关系。表面看起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不是同盟会的下属组织，但实际上，不论是文学社抑或是共进会都与同盟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湖北早期革命团体日知会与同盟会关系十分密切，日知会的部分骨干同时又是同盟会的骨干。同盟会湖北分会在武汉地区的组织发展是依托日知会进行的。孙中山和同盟会东京总部也将日知会视为同盟会的下属组织。根据湖北革命团体的沿革脉络，文学社的真正源头在日知会和同盟会。共进会是同盟会和留日学生中一部分人另外组建的实行团体，以便联络会党，即时起事。共进会中不少人如刘公、居正、孙武等，都兼有同盟会员与共进会员双重身份，共进会甚至得到同盟会的经费资助。正由于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关系，两会在1911年（宣统三年）9月实现联合时，各自取消了原来团体的名称，撤销了原来负责人的名义，而共同拥戴同盟会领袖，并派人赴沪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以上史实表明，武昌起义表面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实际上可视为同盟会领导发动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它与同盟会此前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一脉相承。

在思想上，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导下进行的。著名的湖北革命党人张难先在他的著作《湖北革命知之录》中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后指出：“此即吾国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义之泉源也，呜呼盛矣！”起义后，由革命党人孙武等起草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在总则第一条首揭革命宗旨为“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随后发布的《内务部关于保存实业的告示》明确宣称：“谋将来实业之发达，而筹民生主义之进行。”这表明武昌起义完全承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同盟会十六字纲领。在革命方略上，武昌起义的一些重大决策，基本上遵循了同盟会《革命方略》。按照该方略的规定，起义后新政权的国号采用了“中华民国”的名称，政府的名称则用“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一些重要文告也取自同盟会的现成文件。在革命程序上，武昌起义后所采取的步骤基本上是按同盟会《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进行。可以说，武昌首义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

在人事上，同盟会从主要领导人、重要骨干到一般成员有不少人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指挥和战斗，参加了起义后革命成果的保卫和革命政权的建设。湖北革命党人由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同盟会的密切联系，把武昌起义看作是同盟会的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发难后立即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同盟会的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同盟会也把这场起义看作是自己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起义爆发后先后来到武汉，各展所长，为武昌首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