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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设限。”
这是7月份获评2022年度“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唐立梅，在颁奖仪式宣传海报上写下的一句感悟。
乘“蛟龙”探海、搭“雪龙”破冰，出生于河北蠡县的唐立梅，是中国第一位兼具大洋深潜和极地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学家。
一路“入海破冰”，唐立梅在挑战有形的地球极端环境的同时，也在打破身上无形的限制。这些限制，关乎人生的起点，关乎性别，也关乎科学家的身份。
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唐立梅做着挑战“极限”的科研，也想探索不设限的人生。
人物名片
唐立梅河北蠡县人，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2013年参加“蛟龙”号载人深潜器首次试验性应用科考，2017年乘“雪龙”号参与了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是中国第一位兼具大洋深潜和极地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学家。今年7月份，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局6部门向全社会发布了2022年度“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唐立梅位列其中。
2013年9月7日，唐立梅乘“蛟龙”号深潜后出舱。受访者供图
经历大洋深潜和极地科考
记者：开学季刚过，听说你这段时间特别忙。
唐立梅：对，主要是到全国各地参加“开学第一课”或“青年大讲堂”活动。我是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宣讲团和共青团中央青年讲师团的成员，这个暑假的讲课安排很多，7月初，我一周去了5个地方，平均3天两个城市。8月底，又去了甘肃平凉和浙江丽水。
记者：深海和极地，在普通人眼中，一直是科学的“诗和远方”。作为中国第一位兼具大洋深潜和极地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学家，你的讲座，一定非常精彩。
唐立梅：讲座主要是面向学生，不管到哪里，我发现孩子们的眼里，真的有光。小学生、中学生特别活跃，每次讲到有趣的地方，像“海底扫货”、穿越“魔鬼西风带”，他们会欢呼，会尖叫。
记者：“海底扫货”是怎么回事？
唐立梅：其实就是我搭乘“蛟龙”号探海的经历。今年距我那次深海下潜之旅，恰好十年了，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蛟龙”号，是我国第一代载人深潜器，下潜深度超过7000米。能搭乘这么先进的工具前往地球的自然绝境中科考，是我此前想都不敢想的。2013年9月7日，我登上了“蛟龙”号。随着“蛟龙”号慢慢下潜，窗外越来越暗。到达350米深度时，发光生物出现了，它们有时是一大串飘过去，有时又一下子散开，特别像我们河北蔚县的“打树花”，美得如梦如幻。
那是“蛟龙”号的首次试验性应用航次，我承担着生物和地质采样两项任务。最终，我们从2774米深的坡底带回了8升近底水样、11块岩石、两管沉积物以及冷水珊瑚、海葵、海绵、海蛇尾、寄居蟹等11种生物样品。
记者：到南极科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吧？
唐立梅：确实非常不一样。
2017年，我搭乘“雪龙”号参与了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总共165天。当时我们是在我国第五座常年考察站所在地——难言岛进行野外地质考察。去的路上，有段时间我们每天穿越一个经度，每天都要把钟表拨快一个小时。那种感觉很奇特，生物钟是混乱的，有时吃早饭就像吃夜宵（笑）。
南极大陆上有非常壮观的地形地貌和丰富新鲜的岩石样品。当时我是唯一一个持有合格采样证的科考队员，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穿着雪地鞋和企鹅服，拿着罗盘、锤子、放大镜，在南极大陆裸露的岩石上找样本。
我们要找的必须是原位的岩石，不能是从别处滚过来的，石变、风化严重的也不行，那样测出来元素含量不准，不能作为研究样本。
记者：毕竟是在极端环境里科考，这些经历有新奇好玩的，更有令人难忘的付出吧？
唐立梅：谈不上“付出”，那都是我们能克服的。
“蛟龙”号是一个8米多长的载人深潜器，载人舱的直径是2.1米，空间比较狭小，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设备，所以是没有卫生间的。我们的下潜，总共要在海里待10个小时。为保证期间不上厕所，我在下潜前一天晚上就不喝水了。怕忘了，我还把杯子藏了起来。第二天早上，只吃了一个煮鸡蛋和几块饼干，干咽下去的。
去南极，我们要四次穿越“魔鬼西风带”，这是南纬45°到60°之间的一片区域，风浪特别大。那时候别说吃饭，胆汁都快吐出来了。躺床上都得紧扒着床沿，一个不小心就会被甩起来。不过到第四次穿越这里时，我们在活动室打乒乓球，用运动来对抗船的剧烈晃动，确实好了很多。
记者：这两次“入海破冰”的科考，有哪些科研意义？
唐立梅：我们团队的研究一直都在围绕这两次科考展开，目前涉及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蛟龙”号下潜的目标采样区域是西太平洋的“采薇海山”，那次科考中，我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海山斜坡上的富钴结壳分布调查以及玄武岩采集。我们采集到的玄武岩，用于研究采薇海山的形成年代以及它的成因。我还拿到了西太平洋雅浦海沟的地幔橄榄岩、辉长岩和玄武岩的样品。通过对它们的岩石地球化学同位素以及区域构造的分析，我们提出了雅浦海沟的区域构造演化模式，为我国深渊科学的研究贡献了微薄之力。
在南极科考中，我们也采集了一批不同岩性的岩石样本，对研究古生代冈瓦纳大陆的构造演化有一定科学意义。
2017年在南极科考时的唐立梅。受访者供图
“既探索未知，也探索自己”
记者：又是深海又是极地，大家都很好奇，你究竟从事的是什么研究，能有这么刺激的工作内容。
唐立梅：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地质学”。
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圈层结构，大致像是鸡蛋的蛋壳、蛋清和蛋黄一样。我研究的对象是蛋清部分的深部地幔。
深部地幔看不到摸不着，但假如鸡蛋裂一个缝儿的话，会有蛋清流出来，这个蛋清干了，就是冷却的岩浆，我们采集这些岩石样品，分析它的成分，就可以探讨地球深部的地幔演化，也为未来海洋矿产资源的开发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为了采集这些岩石样品，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上山下海找石头。我所在的第二海洋研究所直属自然资源部，主要的研究区域就是深远海，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南极、北极。所以，出海采样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听你讲这些经历，是不是很多孩子都被这个专业“圈粉”了？
唐立梅：我当然非常欢迎大家关注这个专业，但坦白说，大多数时间，我们的科研工作也非常枯燥，需要研读大量的文献，追踪本领域的科学前沿，对采集样本进行测试分析，对数据进行讨论，撰写学术论文，修改论文，等等。
总而言之，“诗和远方”只是一时，“搬砖吃饭”同样是我们的工作常态。
记者：大家也很好奇，你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参加了“蛟龙”号的首次试验性应用科考呢？
唐立梅：参加“蛟龙”号的首次科考，最主要还是得有丰富的大洋科考经历、资深的区域研究背景。
我所在的单位一直是海洋科考领域的“国家队”。但有相关的研究背景，才能有机会参与到所里的深潜作业团队中。“蛟龙”号下潜的目标采样区域是西太平洋的采薇海山，而我工作后，研究的区域一直是采薇海山。而且恰好我2012年刚参加了中国大洋第26航次的科考，这样一来，大洋科考经历也有了。
其实，我们整个研究所，为“蛟龙”号的海试和应用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个航次有十几次深潜任务，包括我在内，我们所里一共有5个人参加了“蛟龙”号的首次科考，其中，王春生老师是我国第一位乘“蛟龙”号在大洋下潜、并且下潜次数最多的首席科学家。
能有机会参与“蛟龙”号的首次科考，我确实很幸运，而且因为是女性，也备受社会关注。
记者：很多人觉得，地质是冷门，还总要出野外，对女孩来说实在算不上是理想的专业。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
唐立梅：学地质，也并不是我的初衷。
因为高考失利，我的本科是在普通大学上的，专业也是调剂的，是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这是一个让女生根本想不到的专业，一个班上没几个女生，隔壁的采矿班干脆就是“和尚班”。
几乎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与地质结了缘。后来，我考研又被调剂到昆明理工大学的地理工程专业，做地理灾害调查，再后来读博的时候，终于如愿考上了浙江大学，成为地质专业的博士生。
记者：原来你走到今天的位置，也并不是从一个高起点开始的。
唐立梅：非但不高，真的很低。
我生在一个特别普通的农村家庭，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我大学以前的课本、学习资料几乎都没留下来，都被我妈卖了，因为家里太缺钱。高中时，哥哥曾送一只炖鸡到学校，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中秋节，家里只炖了那一只鸡。
本科毕业工作后，我又顶着压力辞职考研。考研那段日子，我经历了人生最黯淡的时光。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图书馆占座位，晚上过了10点才回到临时租的小房子里，其间，还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失眠。在一个被失眠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下午，我坐在公交车上，头向后搭在座位靠背上想，“这是我人生最低谷了，过了这个低谷就会一直向上了。”
记者：某种程度上说，你在这个专业收获了荣誉，也在被这个专业治愈。
唐立梅：生命的意义在于探索，既探索未知，也探索自己。
地质专业于我，原来更多的是谋生工具。但最近几年，在社会的关注和认可中，我获得了很多鼓励和安慰，开始从现实的裹挟中抽离出来，逐渐从具体的工作中体会到价值感和使命感，关注的东西也更加开阔和深入。
我关注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关注人造太阳，每天早上在河边跑步时，看着林荫道旁的树，也会饶有兴致地想“中生代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相比穿漂亮衣服、看综艺，我逐渐从科学中体会到最高级的快乐。
从这个层面，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赶上了“学历红利”，也赶上了“蛟龙”号，所以个人和时代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微尘，折射着时代的光。
但我想说的还是，“骏马面前无沟壑”。还是要干一行，爱一行，因为优秀是相通的。至今回想起来，我要感谢自己当初的坚持。人是可以超越原生家庭，超越自己的。不管起点怎么样，人还是要努力往上走的。
2021年7月，唐立梅在云南为少数民族“女童班”的100名女童举办讲座。受访者供图
做好“半山腰”的科研、科普
记者：听说你马上要出书了？
唐立梅：对，是中国妇女出版社《大国重器》系列中的一本，主要还是关于深海探索的。
书稿现在还在写，9月底必须写完，所以我最近也是特别忙。按合同约定，今年年底前，这本书会出版面世。
记者：除了写书，我看到近年来你一直活跃在科普圈儿，不仅作报告、参加节目，还发表文章、视频授课，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唐立梅：现在对我来说，科研和科普是双重主业。
自从随“蛟龙”深潜归来，我收到了许多科普活动的邀约。2013年，我到杭州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小学举办了第一次科普讲座。
第一次讲，我特别紧张，孩子们年龄小也听不太懂。但我发现，当时孩子们眼里都有光。我知道，这件事儿我做对了。
成为一名教师曾是我的梦想，虽然现在也作为导师带学生，但科普工作不同于教学，虽然知识硬核，但又要做到深入浅出。我从小就喜欢写作文，中考语文是全县第一名，做科普，能够把我的工作内容和我喜欢的文字相衔接，恰好在我的兴趣点上。
记者：可能有人会觉得，科研人做科普有点儿“不务正业”。
唐立梅：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曾这么想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跟课题研究关系不大的事儿。后来我专门跟同事讨论过，大家都觉得，对公众进行科普也是科学家应该承担的一项重要责任。
从国家层面讲，现在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对此我特别认同，只有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未来我们的攻关领域和“卡脖子”技术上，才可能实现更大的突破。
记者：人们之所以对科研人做科普有异议，可能是在很多人的概念里，“科学家”是小时候甚至到现在都遥不可及的梦，干科普是大材小用了。
唐立梅：如果那样理解的话，这个世界上能称得上是“科学家”的，基本只有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了。
科学家就在身边。在我理解，科学家就是做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的人。这个身份跟年龄无关，现在我们所里，青年科学家占了很大比例。包括一些大企业里边搞研发的人，其实都是研发科学家。
如果我们想让青少年热爱科学，志向高远，尤其不应该让青少年觉得科学家那么遥远。
记者：作为一位科学家，尤其是一位女科学家，你怎么看自己身上的性别标签？
唐立梅：不可否认，因为性别的原因，我的深海和南极科考经历，备受关注，也因此收获了各种荣誉。但我依然认为，性别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儿。
5.4亿年前，地球上80%的生物都产生于海洋，不仅是女人和男人，人类和许多物种都是同根同源的。如果把人类历史置于46亿年的地球演化史、138亿年的宇宙史，人类都不算什么，性别的差异更是微不足道。
所以人不能被性别设限，女性可以在任何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我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女性。2021年，我在云南为6个少数民族“女童班”的100名女童举办了一场讲座。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说，以前看到的科学家都是满头白发，没想到唐老师年轻又漂亮，长大后也想成为这样的女科学家。
记者：你很习惯用“亿年”来丈量时间，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时间单位着实太大了。
唐立梅：我想，这可能就是地质专业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是为地球代言的，每天接触的岩石标本动不动就是上“亿年”的。现在，我们还在提倡跳出地球看地球，从整个太阳系、整个银河系来讨论地球的演化。这个时间和空间跨度又会更大。
从事这个研究方向，你的视野会变得很宏大。在这样的视角下看，人类真的是太渺小了，我们的悲喜其实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
记者：这也是你借助科普，想传达给大家的一种观点吗？
唐立梅：对，我做科普，并不是鼓励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而是希望更多人热爱科学，从而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我也想让人们明白，科研并不是热爱科学的唯一维度。
因为能登上科研“顶峰”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来说，做好“半山腰”的科研、科普，当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人也很好。比如我，虽然我现在也在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也指导博士生的学术研究工作，但我能清楚地意识到，爬到“山顶”对我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我决定先绕“半山腰”走一圈。
从一个科研工作者到一个科学传播者、科普推广人，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也是我最想传达给大家的，不要为自己设限，要勇敢打破边界，努力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记者观察
科普之变折射科技之光
每年9月的第3个双休日，是全国科普日活动集中开展时间。
巧的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记者采访了唐立梅，一位热爱科普的科学家。
自2017年第一次深度关注科普人这个群体，记者至今已经陆陆续续采访了多位科普人。虽然时间跨度仅有短短6年，却能明显感到这几年科普人群体所呈现出的结构性变化。
记者最早接触的两位科普人，是河北省著名科学童话作家沈芬和正定县科技馆馆长秦瑞强。沈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普童话创作，秦瑞强则于2001年，建起了河北省第一座民营科技馆。在教育资源仍相对匮乏的年代，《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普作品，曾是影响几代人的科普经典，沈芬、秦瑞强，也是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投入了科普事业，用科普童话和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的形式，承担了基础科普的角色。
2022年，我采访了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史研究室主任孙轶飞。脑洞大开的话题，幽默的语言，贴近热点的议题……孙轶飞表现出更多新一代科普人的特质。这一代科普人，不论自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还是传播的科普内容，都更加专业、深入，传播手段也更加灵活多样。而唐立梅，作为中国第一位兼具大洋深潜和极地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学家投身科普，她的科普更是别具感召力。
他们所带来的科普内容，不再仅仅停留在对基础教育的补充层面，而是更具专业深度、更着重展示某科学领域的魅力，能够充分而精准地激发青少年对某个科学领域的兴趣。
近年来，从众多科普公众号、科普视频的走红，到科技馆、博物馆的游学热，科普吸引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甚至科学家——这个生活中曝光强度并不高的硬核群体，也加入了科普队伍：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年轻科研人员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讲科学，数百万人在网络平台上关注互动；八旬院士汪品先在互联网平台上成为吸粉百万的“科普大V”；9月2日，“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也在北京启动……
所有这一切，都正如唐立梅所言，“折射着时代的光”。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的春天”，再到如今中国科技发展站上全新的历史起点，科技创新发生整体性、格局性、历史性变革，一代一代科普人的变迁，折射的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今天，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和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重大的科学突破和发现对这个阶段的中国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而科普人群体呈现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正是我国教育和科技实力提升的一个侧面。
我们不知道，现在聆听着科普长大的孩子，谁将成为下一代科普人，也不知道，他们中的谁又将成为未来的科技新星。
而时代，就是叠加着这样的印记，一步步向前推进。（文/河北日报记者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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