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徐颖
通讯员 李亚茹
4月23日,武汉“名家论坛”长江文明系列讲座之《从大河文明到长江文明》在武汉图书馆报告厅举办。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享遗产委员会专家委员、《长江文明》作者之一丁援以长江文明为核心,系统梳理了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脉络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为公众呈献了一场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化厚度的思想盛宴。
长江文明有“天然经济社会文化内循环”特征
丁援说,相较于其他大河文明,长江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他指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因地理环境差异,形成了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三者既独立演进,又通过流域内外的互动形成文化共同体,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主脉。
“长江文明不是单一文化体的线性发展,而是多层次、多形态的区域文明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动态系统。”丁援强调,这种“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使其与尼罗河、两河流域等原生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地理开放性过早陷入文明中断,而长江文明则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形成的“天然经济社会文化内循环”,奠定了文明延续的独特基础,并在中华文明重心南移与近代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促进了长江文明的繁荣
中华文明重心南移是怎样发生的呢?丁援以“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为主线,分析了长江文明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发生后,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安史之乱结束时,大约有250万北方移民定居南方。“靖康之难”给予了文化重心南迁以最后的推动。1127年,金人攻破汴京,随之统治北方一百多年。宋室如同当年晋室,只得南渡长江。“中原人士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之乱后大致相同,但移民人口更多、更深入,仅1141年绍兴和议前的南迁北人数量已达500万之巨。当时如山东籍文化名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和辛弃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南下的,以此为契机,文化重心彻底由黄河流域转移南迁到了长江流域。
人口带来经济,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繁荣。丁援以科举为例介绍,唐时科第人物尚以北方士人占绝对优势,入宋则科举及第比重开始南北易置。明清科举入仕者,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已然在列省居优。长江流域举子的强势,更令明朝不得不实行南北分卷及定额选拔的科考制度。但统计其中拔尖考生的地域分布,仍是南北差距立见。明代自洪武至万历年间,各科状元、榜眼、探花,共计244人,其中南方籍215人,占88.11%。
讲座还聚焦长江文明的近代转型,丁援指出,长江流域因通商口岸的开放与近代航运业的兴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
长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篇章
面对当代挑战,丁援表示,在生态文明与全球化的双重语境下,长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篇章,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需兼顾“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通过“大国重器”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实践,实现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型。他呼吁,长江文明一方面要强化文明探源,一方面要加强长江工业遗产、生态遗产的研究,丰富长江文明的内涵和外延。
本次讲座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武汉图书馆承办。
(图片由通讯员刘一儒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