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宏｜“她的城”：池莉的文学武汉

莫言曾说：“放眼世界文学史，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学共和国。”他提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鲁迅的“鲁镇”等。对池莉来说，武汉，便是她的文学原乡，从“《烦恼人生》三部曲”，到《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生活秀》《大树小虫》等，几十年来徐徐铺展、淋漓描画、卷帙连缀，呈现了这座城市的“世情书”和“风俗画”。一个气象万千、活色生香的“文学武汉”——正是池莉殊为凸显的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

世情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世情书”传统，上溯到《红楼梦》等明清“人情小说”，认为主要为“记人事者”，多为感情纠葛、家庭生活、社会问题：“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此寥寥数句的界定，也可作为对池莉众多小说的注脚。

她的成名作，从《不谈爱情》中庄建非、吉玲及两个家庭的婚恋拉锯，到《太阳出世》中赵胜天、李小兰为人父母前后的忧喜愁欢，到《烦恼人生》中印家厚为了生活奔波劳碌、百味杂陈的一天，就是这些主题的逐一书写。后续《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小姐你早》《生活秀》《所以》中的各色凡夫俗子，也是出入街头里弄、大楼酒店、江畔湖滨、房里屋外，在家庭恩怨之间扯皮拉筋，在人生、事业的得失之间兜兜转转。如王德威言：“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事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平民百姓的人生百态，始终与家族兴衰、时代更迭、家国变迁参差互见；小中见大间，让池莉的武汉“世情书”，既深植于武汉，又超脱一城一地，具备了宏阔气度。

2019年的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可谓众多前作人物及故事的延续、重写和汇聚；赵永胜、高红和格瑞斯等红男绿女，俨然康伟业、段丽娜、林珠等的命运延展：依然是在武汉，依然是饮食男女、生息繁衍、情仇爱恨、亲缘人伦、名利纠缠的凡俗琐事。虽“日光之下无新事”，但2015年的故事背景，已是印家厚、来双扬、康伟业、林珠等登场30多年后。经历了时移世易、多年积淀，并有意采取“直线加方块”写法，通过俞、钟两个家族的联姻纠葛，及俞思语、钟鑫涛被催生二胎男宝的反复，池莉渐次揭开了两个家族三代人百年的命运跌宕、现世痴缠、人生隐秘。其塑造的人物行迹、家庭离合更显繁复，记录的家族起落、时代风云更为纵深，铺展的人间万相、世情格局更见阔大。“大树”的象征性，指向了武汉城乃至人类百年以来，种种盛衰更迭、历史沧桑、社会演进的大叙事；“小虫”的象征性，也许是时代风潮翻涌下，一代代生活于斯、来往于斯、奔赴国内外，从庙堂到江湖，各色人等的生命历程、人生悲喜、红尘变幻。《大树小虫》的世情书写，融人物行迹线性梳理、家庭聚焦式特写、大时代全景式展现于一炉，堪称武汉版的《清明上河图》。

风俗画

世情与风俗互相造就、水乳难分。托尔斯泰称“小说家的诗”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风俗画”书写也是中外小说的传统之一。中国明清以降朝代更替、新旧时代转捩的历史背景，广阔疆域、多元民族的文化地理，孕生了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到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老舍的北京故事、张爱玲的上海《传奇》，及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等的“京派”“津派”。这些地域文化鲜明、民俗风习独特、人物气质特异的中国文学，或显或隐间，绘就了风格各异、各具其妍的中国式“风俗画”。

池莉擅长将衣食住行、家长里短中的种种凡人琐事、俗世尘缘、生命之欲，融入武汉独特风景、风物、风情的书写。读者随着故事轨迹和人物行踪，沿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生活逻辑，朝起夕返、历夏经冬，可走遍武汉三镇，随处邂逅武汉风俗——或漫步江汉两岸、东湖之滨，感受大江大湖的浩渺壮阔，融入市民的晨练嬉游；或登临珞珈山、桂子山，浸润百年学园的文化流脉、浓浓书香；或穿长江大桥、汉江桥，访江汉路、吉庆街、花楼街、水塔街、耕辛里，在老街旧巷、花园洋房、租界遗址间逡巡，感怀历史尘烟，倾听喧嚣市声，注目生活之秀，遍尝美食小吃；或走进滨江公园、中山公园、解放公园、璇宫饭店、亚洲大酒店、新世界国贸，一览大武汉的繁华熙攘。她笔下的武汉风景、风物、风情，七彩斑斓，让人目眩神迷。那些华洋杂糅、新旧交织的大小建筑，麻木的士、公交轮渡、火车飞机来往的繁忙交通，竹床陈列大摆“龙门阵”的奇特街景，爽利泼辣、狡黠油滑、永远嘴硬的汉腔汉调，烟火缭绕间雅韵俗音齐齐响起的街头表演，让人垂涎三尺的各种特色小吃、小炒……诸般对武汉风物的表象点染，实则以悠长的历史文化因袭、驳杂的风俗人情积淀、独特的地理地域传囿为底色。它们汇入饮食男女的市井烟火、现世生活的恩怨爱恨、日新月异的都市变换，绘就了熔传统与现代、学苑与市井、雅驯与粗鄙为一炉的武汉“风俗画”。

在《生活秀》中，池莉写道：“对于那些蛰伏在繁华闹市皱褶里的小街，家长里短、典故传说就是它们的历史，居民们的口口相传就是它们的博物馆。”对《大树小虫》，她说：“生活就是一棵巨大的树，我们人类都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我们能够在这棵大树上生活和爬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人类毕竟是伟大的。”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立场，“博物馆”与“生活秀”不能分割，“大树”与“小虫”相伴相生，生活本就塑造历史、文化与风俗。池莉的作品，凝聚了对武汉的历史记忆、现场介入、文化想象和风俗喟叹，是最能代表武汉这座城市的“风俗画”小说。

她的城

然则文学始终是“人学”。世情书和风俗画中色彩纷呈的事体或物象，因应各自的条件和特性，传习历史书写的痕迹，在现实语境下，会被赋予且旧且新的历史阐释、文化意义、人文价值。池莉说：“我尊重、喜欢和敬畏在人们身上正发生的一切和正存在的一切。这一切皆是生命的挣扎与奋斗，它们看起来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是生老病死，但是它们的本质惊心动魄，引人共鸣和令人感动。”她追寻世情风俗背后的奥秘，不惟要在时间里寻找线性叙述、在空间中寻找横截关涉，更在乎共情于特定时空中人的位置、人性的隐秘，悲悯于一切时空中人的关系、人的命运。她书写人物志，也探索心灵史。

世情风俗是地域性格，也在塑造人的性格。建构“城与人”的关系，是许多作家用力甚勤的。赵园说：“文学似乎特别鼓励对城市的反叛，这几乎已成近现代文学的惯例，成为被不断袭用的文学句法。”池莉却非如此，她说“武汉对于我，是多么合适。”“江湖、散漫、任性、侠义、火气大、兵气重……的确是一个写小说的好地方。”她爱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骑行，找寻最真实的人、探究城的肌理。因为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了解，她凝注对武汉的风物记忆、文化想象，聚焦这座城的芸芸众生，为其血气淋漓的生命、烟火升腾的生活秀而画像立传，让活泼泼的武汉城市群像跃然纸上。其中最具光彩的，是被大树一般的城市造就的，善良又泼辣、坚韧又狡黠、侠义又精明、倔强又世故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池莉的“文学武汉”，是一座具有高度审美品质的“她的城”。

《她的城》是她的极具象征意味的一部作品。蜜姐和逢春，在刚强与柔美、泼辣与温顺间，双生花般相伴绽放，是一对武汉气息凝练的女性形象。在各自经历了家业、情爱的变故后，她们走进汉口江滩，坐在“一排十几棵的巨大阔叶杨”下，“仿佛躲进了大树的家”。“大树叶左一下右一下往她们身上落，连落叶的声音都是干净爽朗的”。她们谈论武汉的最大优点，是“敞——的”大城市气派：敞亮大气、有恩报恩、以心换心、以诚待诚、以直报怨、不计得失。即便历经人生的风雨波劫，她们依然坚守“敞——的”城市性格，待人待事、冇得二话！她们“坐在大树下，在江边，在汉口，在她们的城市她们的家，说话与哭泣。”“这是她们的树”，护佑她们，“让人感觉牢靠。”正是这座城市，赋予武汉“女将”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集中落笔中国某大城市人群的作家中，老舍的“北京人”、张爱玲的“上海人”、白先勇的“台北人”、施叔青的“香港人”皆是代表。将武汉城贯穿全部创作历程而成就斐然，池莉的“武汉人”，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当代文学中独特的“那一个”，具有建宗立派的史的价值；“她的城”或“文学武汉”，还有更多超脱文学的价值，值得发掘并为后来者借鉴。

（彭宏，文学评论家，湖北警官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副教授，公安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