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国和
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行色》开篇以一组哲学化的自问拉开叙事帷幕：“如果没有这样，会不会是那样？这样与那样，又能怎样？”这组叩问不仅奠定了全篇小说对命运偶然性与选择困境的思考基调，更通过江城梅雨的意象构建了一个充满压抑与不确定性的叙事空间。
在2010年6月的暴雨中，自然界的“五个东湖”水量倾泻而下，既是对物理现实的夸张描述，更是对人性困境的隐喻性投射。作者费力摘取日常生活语言形象地表达了当下城市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困境，将个人命运、职业伦理、家庭关系与时代症候熔铸于一体，形成了一幅现代社会的浮世绘，描绘了一幅都市民间社会世情图，反映了新时代知识分子既生机勃勃又进退失据的精神图景。
一、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泊
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图谱中，苏同一家的命运轨迹犹如棱镜，折射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
苏同的形象让人想到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失败者”，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作为报社副总编辑，苏同的职业生涯始终游走于新闻理想与现实妥协的夹缝中。她处理杨豪工地事故时所表现出的杀伐果断，堪称当代媒体人人生境遇的缩影：从接到丈夫请托时的本能抗拒，到动用职权干预报道的无奈妥协，再到事后对职业伦理的自我诘问（“有悖新闻人操守”），完整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道德滑坡轨迹。其随身携带的采访本与速写习惯，既是对纯粹新闻理想的最后坚守，也成为解构其行为矛盾性的关键符码。她的速写本作为记忆的容器，记载着从赤水芦荡到江城高楼的迁徙轨迹。那些游走在新闻稿件与漫画线条间的笔触，暗示着职业身份与真实自我的永恒撕裂。
在日光灯下，苏同握笔审阅大样的身影令人动容。红色软笔在新闻纸张上划出的每一道弧线，都是对铅字美学的固执坚守。“苏同”二字在版样上的重复出现，恰似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隐喻。当束一光自掏腰包请人校对时，这种荒诞背后亦藏着悲壮的尊严。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守护着文字的最后圣殿。
从数学天才到工程掮客的蜕变，恰是知识分子工具化宿命的残酷写照。地质工程师的身份赋予翁小明鲜明的工具理性特征。他对工程问题的精准判断（桩孔结构变化风险）、对数据的执念（股市行情分析），与其在家庭关系中的情感钝化形成残酷对照。翁小明的炒股狂热呈现了另一种时代病症。他在证券账户跳动的数字里寻找存在感，这种焦虑与杨豪“做实实在在的事”的务实形成镜像。当他在雷师傅面前抵押股票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年危机，更是价值眩晕。
而处于高考前夜的苏翁子，其文理分科的抉择成为代际价值观碰撞的焦点。理科班出身父母对文科的微妙轻视（翁小明“打击文科生”的戏谑），与语文老师对其天赋的盛赞构成一种张力。这个看似私人化的选择，实则折射出转型期教育功利主义与人文精神的深层博弈。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困惑（“体用之争”）竟在家庭教育中幽灵般重现。而她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命运的荒诞场景，恰是青年在价值真空中的生存写照。
卢老师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值得玩味。曾经的赤水中学教师，如今的市长，他的书房里摆放着学生的漫画像，却在权力场中娴熟操弄着话语游戏。这个“未完成的启蒙者”形象，暗示着20世纪80年代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异化轨迹。当他在酒局中为肖建业说项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尊严已然让位于权力网络的生存智慧。
苏同的困顿与坚守，翁小明的游离与挣扎，卢老师的善变与虚伪共同构成了一幅新世纪前后知识分子的精神浮世绘。
二、中产群体的情感考古
在资本逻辑与伦理秩序的交织处，《行色》以冷峻的笔触解剖当代社会的情感困局。苏同婚姻中的吻痕如同时代裂痕的隐喻，何颖的黑色幽默式妥协与王俞孕肚上的道德审判，共同构成一幅后现代的情感地图。
苏同发现丈夫耳后吻痕的场景，堪称当代婚姻的经典切片。作者用显微镜般的笔触记录了这个瞬间：从“血一下子凉了”到“手脚冰凉”，最后退坐沙发“像条软体长虫”，三个递进的生理反应，将心理地震具象为身体的溃败。“突如其来的唇印，如同一只重拳，将她对翁小明的信任，对安全婚姻的信任，对自己有别于何颖有别于林音的自信统统击碎了。”翁小明补救式的“给老婆夹核桃、到处找碳素墨水”，反而让裂痕愈发清晰。在赤水河畔的歌厅包厢里，《勇气》的旋律成为刺向婚姻誓言的利刃，“一向无精打采的翁小明，此时四海豪情”。施三叶手腕上的香奈儿5号持久的香味，与当年苏同未能帮贫困生找工作的往事形成残酷对照。这位音乐老师既是闯入者也是镜子，照出了中年婚姻里那些未被言说的空洞。
何颖的婚姻则上演着另一出黑色幽默。苏同在商场偶遇何颖的丈夫与省城演员向丹妮的身影时，她像侦探小说里的业余主角，比当事人还要慌张，心“咚咚”直跳。富有生活智慧的中年人清醒地知道“不知趣的叫醒者比那个犯事的人更残忍”，因此“闭嘴”成了大家最优化的选择。认清了生活的无奈之后，何颖那句“把他当老公用，当存折用”的自嘲，在戏谑中透着彻骨的悲凉。
《行色》宣告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悲剧，更是时代在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间的结构性痉挛。
三、民间伦理的溃散与重构
费力以艺术的笔触敏锐地书写当下日益溃败的都市生活，书写民间社会的沉沦与变异。同时，她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民间社会的韧性力量，看到生活中的微光正逐渐聚集成熊熊火焰，使得重新激化民间积极向上的力量成为可能。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酒桌文化，构成了观察民间伦理嬗变的绝佳场域。金龟酒厂的土陶酒罐与东湖林语的私房菜馆，形成传统乡土与都市消费的双重镜像。乌尚义精心设计的“美女挡酒”策略，将传统人情社会的交往伦理异化为权力美学的展演。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始终游荡着未被规训的民间力量。丁钢在垃圾填埋场的调查，延续着传统士人“为民请命”的精神血脉；于大桥对“苔”“薹”之辨的执着，暗合了民间社会对文字的神圣敬畏；甚至施三叶从赤水食堂到都市酒局的蜕变轨迹，也折射出乡土伦理在消费时代的变形记。这些碎片化的民间元素，在权力话语的夹缝中顽强生长，构成对现代性“暴力”的微弱抵抗。《行色》最终呈现的，不是简单的行业揭秘或道德审判，而是在价值虚无中寻找精神锚点的悲壮努力。这种生长或许注定是悲剧性的，但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真正的文学永远站在民间的立场，守护着人性的微光。”
同样，作者费力对物的书写充满民间智慧。金龟酒厂的土陶酒罐既是乡土中国的遗民，又是消费时代的祭品；工地出土的原始粗陶，腌过臭腐乳的市井气息，被洗净后置于中产家庭的博古架。这个物的流变史，恰似当代中国民间文化的命运三部曲。它令人想起汪曾祺笔下高邮的咸鸭蛋，但在后现代语境中，传统文化的在地性已被资本剥离，成为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展品。更具反讽的是，当陶罐从劳动现场进入消费空间，知识分子的怀旧（苏同想插枯枝）与工程师的实用主义（翁小明关注品相）形成微妙对峙，物的沉默中回响着文化记忆的争夺。其他的还有永生牌钢笔在电子化办公时代坚守着书写的神圣性；翁小明至死紧握的浴巾见证青春岁月的织物，在虚拟世界中成为抵抗异化的物质锚点。这些物象在叙事流中的反复闪回，构成了抵抗现代性异化的符号系统。同时，小说采用的复调叙事也许得益于民间说书隐形结构的文化资源。如林音的离婚独白与江北环保调查形成奇异的叙事对位，恰似传统戏曲中的“双线并进”。这种传统叙事程式的现代转化，在苏同的速写本中获得终极隐喻。那些游走在职业报道与私人记忆间的线条，恰是知识分子精神漂泊的具象化。
在小说文本中，何颖最终没有扔掉乐春儿送的那瓶香水、苏同在丈夫的鼾声中获得片刻安宁，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生存智慧：不是对抗也不是妥协，而是在生活的裂隙处种植诗意的种子。这种坚韧的民间生存哲学，或许正是文学给予时代最珍贵的馈赠。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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