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的中短篇小说写得清新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如《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长河》《念书》《碎媳妇》等。最新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是她日常生活叙事的代表作，不仅写出了西北六盘水地区40年来的生活变迁与风俗人情，语言带有浓郁西北风味，朴拙有趣，而且在日常叙事上也别具特色。从西北乡土文学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略去或弱化的背景不在少数，很多是西北乡村文学的标签，而它努力勾勒的乡村日常层次丰富而多样，既苦涩艰难又诙谐温暖，在常识理性基础上提供了个人成长、城乡关系与乡村治理的另一图景。
《亲爱的人们》展现的是普通人视角的西北乡村生活史，以马一山家两代人在“山大、沟深、路远”的羊圈门的生活为核心，勾勒出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从西北山区村落到周边乡镇县城的变化。位于六盘水山区的羊圈门自然环境恶劣，主要是缺水，小说贯穿了山区基础设施难题，从一场围绕一担水的家族械斗开篇，描绘了马一山一家两代人40年的生活轨迹：老一代农民守着土地在繁重的劳动中苦熬着日子，他们的子女或考学或打工艰难走出了山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政府的帮助下，羊圈门陆续拉电、铺路、吃上了自来水，马一山家的祖祖、舍娃、碎女也在乡镇、家乡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从偏重社会学考察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来看，《亲爱的人们》并没有像《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小说那样，把主人公设置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各种矛盾的核心，小说中的马一山一家人更多地是被时代所推动，他们之间的互相帮助体现的是浓浓的亲情和高尚的人品。
《亲爱的人们》的平顺美好结局也流露出小说与时代的些许龃龉：社会发展与个人奋斗的老话题在40年后的今天，虽仍有着质朴感人的力量，但其昂扬的感召力与趋向躺平的当下显然有着明显的隔膜，更多地让人忆起80、9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如《人生》《平凡的世界》。
西北乡土文学谱系大致可分为三代作家，老一代的如柳青、杜鹏程等，第二代如王蒙、张贤亮、张承志、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90年代以来的第三代如刘亮程、雪漠、石舒清、陈继明等。西北乡土文学有着辽阔雄浑的自然环境、多元文化的民俗传统与坚韧虔诚的精神信仰等特点。曾经，以西北为背景的中国乡土电影也赫赫有名，如《黄土地》（1984）、《老井》（1987）、《红高粱》（1988）、《双旗镇刀客》（1991）、《炮打双灯》（1994）等，它们共同描绘出西北乡土文化的原始血性及英雄传奇色彩。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歌坛的西北风、西北乡土电影到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陕军东征，西北乡土文化的叛逆不羁曾代表了改开精神的强音。然而正如当代东北文化的辉煌与衰落，新东北作家群的《平原上的摩西》《仙症》等小说与《钢的琴》《漫长的季节》等影视作品，讲述的是东北20世纪90年代末下岗潮引发的普通人的人生坠落与心灵创伤；西北乡土文学也从叛逆血性的改开文化弄潮儿，走向了日常生活的叙事与抒情，如《一个人的村庄》《清水里的刀子》《大漠祭》《亲爱的人们》等。
从乡土文学传统来看，《亲爱的人们》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差异，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从精神层面以信仰为中心去写西北乡村社会，也没有将西北乡村传奇化，在血性传奇或诗意抒情中把西北乡土符号化，更没有对乡村权力斗争的迷恋，比如《古炉》《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不同于贾平凹的《极花》《高兴》等小说，《亲爱的人们》也没有从城市与乡村对立的角度来写农村，将城市与农村看作两种对立的文化，而是表现出二者之间的扶持关系。比如舍娃为了把高考机会让给姐姐，自己辍学在城里打工，寄钱回家资助姐姐上学；而祖祖从大城市上大学回来后，考公做了乡镇公务员，服务家乡。
同样是描绘乡土生活，《亲爱的人们》也没有从资本对乡村的破坏角度去描摹农村的凋敝。2022年一部广受好评的西北乡土电影《隐入尘烟》可以作为参照，电影描述了一个处于极其底层边缘的农民家庭的形成和解体，展现了这个家庭的集体耕作、抢险、盖屋等生活中体现的温暖和爱，以及传统小农经济的所有温馨魅力。相对于美好的传统乡土生活，电影还展现了农业资本主义对乡村的侵蚀剥夺，乡村经济乃至文化上的脆弱。村里的资本家和沿海城市处于传统乡村的对立面。
村里唯一的恶势力是作为资本代表的包地老板。贵英和有铁不仅依附于包地老板，而且为了治疗包地老板的病，让他尽早偿还拖欠村民的地租和村里的水电费，有铁不得不数次去为老板献血——这些都直白地隐喻尖锐的阶级剥削。与之相似，电影也含蓄地批评着城市对乡村的侵蚀：城市吸引走了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常年不在村子，但如果政府拿出拆房补贴款，他们就马上从沿海城市飞回，迅速拆除自家的老房子。但这种将资本与乡村对立起来的叙事并不能给农村一条出路，正如电影既讲述了这个困难农家如何依靠土地摆脱对他人的依附，获得自己的生存物资，也如实地给出结论，这绝对是一次失败的生存试验；即使贵英不落水身亡，这个农家也很难依靠农业生产摆脱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对包地老板以及亲人的依附关系，最终也难以摆脱。
比较而言，《亲爱的人们》展现了个人、资本与乡村治理的另一路径，这部小说写出一个西北村子两代村民生活实实在在的改变，不仅是通电通水铺路，更重要的是人的转变。农家子弟们从农民变为公务员、手艺人、网络主播，她/他们与政府、资本一起参与到改变乡村的生活中，这一点让人看到了乡村治理的希望：既不是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度，也不是能人权力斗争，而是新一代农民更具现代意识的自我成长与乡村治理。比如一直好吃懒做的碎女，通过直播父亲病中生活和挖台窝活动获得了巨大流量，直播带货脱贫致富——小说诙谐地展示了农民利用数字资本改变现实生活的迅捷能力。又如舍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到了自己的位置，从求学、婚恋到谋事都有了自己的经验、成长与主张。舍娃并不欣赏父亲马一山狗头师爷式的谋事方式，而是积极拥抱现代法治，努力保护村人的利益：马一山本来谋划让舍娃接替李有劳当小队长，不料李有劳为了破坏他的计划，竟让人品有问题的牛八虎参与村务，这个打击让马一山一病不起；但当村人被牛八虎卷款后李有劳家遭遇危机时，舍娃首先是报警，而不是像父亲一样幸灾乐祸。这些都说明新一代农民比上一代人思维视野更开阔，更知道依靠法治而不是心机谋划。这种进步的现代社会意识与两代人都具有的利他主义——传统的少数民族族群生存法则，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是一条世俗化社会的乡村治理道路。而马一山的转变最具戏剧性，他既有农民的质朴、胆小、操心公事、爱琢磨，又忽而装病忽而变傻，最后埋首在村里的水沟里凿挖台阶，在碎女的直播中变成了创造黄土艺术的艺术家。小说中农民的这些转变既符合常识，又具想象力且耐人寻味。事实上，很少有当代作家愿意从一个农民的角度不带理论预设、仅基于常识理性来看待艺术、政治、经济这些问题，而且还把思考及蜕变过程呈现出来，这种20世纪80年代才具有的自信到现在已难觅踪迹。所谓底层写作兴起本身就意味着底层的眼光成了一种罕见的奇观，各种角度和层次的精英化写作才一直是主流。
正如它的标题，《亲爱的人们》是以阿伦特所说的“复数性的人”作为自己的描绘对象的，他们包括田地劳动、家庭生活和乡村治理在内的整个社会及自然生态环境处于小说最重要的位置。在社会生态方面，除了乡村治理，小说在家庭劳动方面的生动细致可以说达到了某种极致，那些最普通的乡村吃食的制作过程令人过目难忘，让人确信执笔写作的乃是常年忙于灶台的女性；而通过马一山女人与邻居二愣女人之间的唠嗑及互相依赖，情感劳动的价值及能量也让人惊叹。《亲爱的人们》从家庭内部把握主人公的生活与情感，长达80万字的小说因此情绪饱满，跌宕起伏。小说也从西北自然生态角度，触发起一系列思考，形成了对黄土上一切生物的某种图像化理解，如：“加起来一句话，所有的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世上留下印”（第441页）。“大风漫卷而过的黄土其实很好看，平坦处，不论是横断面，还是斜坡，都好像被巴掌抚摸过的婴儿脸面，呈现出一种特别安静祥和的气息，水流经过，本来是尖锐撕扯的，留下的痕迹却是柔软而温和的，把水的温润和绵善的一面做了最充分的展现。”（第172页）这种生态观察当然不仅是对自然现象的理解，还是对西北人生命的注解，充满了同情和尊严。
《亲爱的人们》是非常诚恳的平民视角的写作，基于常识的观察和判断，这一点和知识精英视角可以形成某种对比，前者总是基于生活实实在在的经验和现象，表达的是普通人对尊严、公正、幸福的渴望，没有拔高的各种主义作为参照，而后者常常沉溺于衰败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的投影，难以呈现生活本身对人们的推动与启示。
（梅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