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 夏雨
通讯员 皮小辰
如果文物会说话，也许它会说：“嘿，你现在看到的我，来自三千年前的西周。”
随州市博物馆的玻璃橱窗里，属于曾侯犺（音同“抗”）的编钟看着人来人往，不经意间，吐露出发生在先秦时期古老且鲜活的时光。
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震惊海内外的曾侯乙，曾侯犺的名字并不被更多大众熟知。
但实际上，同在湖北随州陆续被考古发现的曾国贵族，除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外，还有处于更早年代的曾侯犺、曾侯谏、曾公求、曾侯宝、曾侯與（与）等，以及更晚年代的曾侯丙。
近日，极目新闻记者前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市擂鼓墩文物保护中心，实地采访文博领域专家，从“曾世家”及其编钟视角，带领读者一窥曾随文化。
曾侯犺编钟（随州市博物馆供图）
随枣走廊发掘了400余座曾国贵族墓葬
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曾（随）国经历了七百多年历史，以炎帝神农所开创的农耕文明为基因，并在随枣走廊与南北文化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曾随文化。
礼乐文化和青铜文化是曾随文化最突出的亮点。站在擂鼓墩团坡墓地一号墓曾侯乙墓遗址前，随州市擂鼓墩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陈晓坤，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曾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现是从曾侯乙墓开始的。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国君主乙的墓葬。曾侯乙墓后，擂鼓墩二号墓等曾国文化遗存陆续都有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随枣走廊发掘了400余座曾国贵族墓葬。在确定的12座曾侯墓葬中，有10座位于现在的随州市曾都区。
擂鼓墩曾侯乙墓遗址博物馆（极目新闻记者摄）
在文博界有这样的说法：曾国不见于历史文献，被誉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考古写就了一部曾世家。
陈晓坤介绍，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时期，随州地区一直是曾国的政治中心。考古明确的西周早期曾侯有曾侯谏、曾侯白生、曾侯犺；春秋时期有曾侯絴（音同“祥”）伯戈、曾公求、曾侯宝、曾侯得、曾侯昃；春战之际有曾侯與（与）；曾侯戉阝（音同“越”）、曾侯乙处于战国早期，曾侯丙处于战国中期。“各个时期的曾国墓葬中均出土有大量铸造精美的青铜器，丰富的音乐文物，尤其是编钟，它们体现了曾国礼乐文明的盛况和高超的青铜冶铸工艺水平。”
曾侯乙墓遗址博物馆放映着关于曾侯乙墓考古的纪录片（极目新闻记者摄）
编钟再现楚王之女芈加嫁曾侯宝的故事
“叶家山墓地位于湖北随州市淅河镇。我2010年毕业进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参与的第一个发掘就是在随州叶家山墓地，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考古。叶家山墓地在2011、2013年度先后做过两次发掘，我均有参与。”现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历史时期考古部主任的凡国栋，是随州人。相较于田野发掘，他的研究方向侧重文献，因此，这些年湖北考古所考古出土金文、简牍的任务主要是由凡国栋来完成。
目前正在赤壁主持考古工作的凡国栋，于工作之余接受了极目新闻记者的连线采访。他说：“对于曾国青铜器来讲，学术价值最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是我自己称之为‘曾侯三钟’（曾侯與（与）、曾公求、曾侯宝及芈（音同‘米’）加）的释读和研究。”
随州市博物馆曾侯與（与）编钟释文展示（极目新闻记者摄）
凡国栋介绍，芈加编钟是近年来公布的重要青铜器之一，其器物铭文记载了楚王之女芈加嫁往曾国，在丈夫曾侯宝去世之后身肩重任，保其疆土，执政曾国。
凡国栋举例解读了器物上的部分铭文。“之邦于曾”即芈加嫁至曾国，“余（为妇）为夫”，指芈加在丈夫过世之后同时兼顾“妇”“夫”两种身份，以体现其辛劳。
经过对芈加编钟铭文一丝不苟的释读、研究，及大量相关文物资料的考证，这位年代约在公元前613年至前560年之间的女子形象渐渐浮现。“（她）很容易令人想到先秦时期另一位摄政一国的女子——秦宣太后。两人同出自楚国，又各自执政一方，秦宣太后被史书所载，为大家所了解；而芈加也本应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只是传世典籍不记其人，致使芈加事迹久已湮没。全赖编钟重见天日，才令世人了解到芈加的形象。”
曾国出土的编钟铭文，对于解读曾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不止芈加编钟铭文。
随州市博物馆曾侯與（与）编钟（极目新闻记者摄）
“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曾侯與（与）编钟上的铭文与《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若合符节，显示了曾侯與营救楚昭王的史实，表现了曾国对于与楚国盟约的重视；通过对整套编钟铭文的抽丝剥茧，曾随之谜也被揭开：曾国即随国，曾和随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名字。
至于曾公求编钟铭文，凡国栋介绍其内容涉及曾国的始封、曾国的疆域等诸多重大问题，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曾侯犺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500余年
“M111是叶家山墓地规模最大的一座墓葬，也是目前已发现的墓室规模最大的西周早期墓葬。经考古推定，该墓主人为曾侯犺，比曾侯乙墓早500余年。”
在随州市博物馆叶家山展厅，展有M111号大墓出土的曾侯犺编钟，由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凝望时，仿若直面三千年前的古人，心生超越言语的震撼和感动。
曾侯犺编钟镈钟（随州市博物馆供图）
站在编钟旁，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生慧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出土时这套编钟保存完好，铸造精良、音准极佳。
镈钟造型独特，钟体两侧各有两条相同的透雕虎纹，前后中部各有一条钩云状扉棱，扉棱顶部为圆雕扁体凤鸟，钟体两面饰大兽面纹。四件甬钟形制大体相同，大小有异。根据纹饰可分为截锥状枚甬钟、乳钉状枚甬钟，其中截锥状枚甬钟右侧鼓有一细阳线纹构成的阳鸟形云纹，为侧鼓音敲击点标记。
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一套青铜编钟。王生慧介绍，曾侯犺的这套编钟虽然仅有5件，但却是迄今所见西周早期数量最多的一套编钟，也是曾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成套编钟，首见镈钟与甬钟组合。“从测音结果看，四件甬钟均为双音钟（敲击正鼓部和侧鼓部，发出的音不一样），可以说，这套编钟是探索先秦时期音乐科技的重大发明——‘双音钟’奥秘的最早实证。”
曾侯犺编钟甬钟其一（随州市博物馆供图）
在被楚国征服前，曾国是周王室亲封的同姓诸侯国。王生慧认为，曾侯犺编钟在西周早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礼乐制度发展的重要一环，且从形制、纹饰、音阶构成等方面看，都与中原地区的西周编钟具有密切的关系。“重视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编钟是古代礼乐文明的典型代表，周王朝对礼乐文明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文明发展的高峰，而曾随礼乐文化则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