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因热爱音乐而影响自身写作的文学家比比皆是，从契诃夫到托尔斯泰，从罗曼·罗兰到托马斯·曼，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到威廉·福克纳，从村上春树到米兰·昆德拉……尤其是昆德拉——一位有着深厚音乐修养的重量级作家和评论家——对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十九世纪创造了小说结构的艺术，而我们的二十世纪则为这门艺术带来了音乐性。”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音乐性（或曰音乐思维）全面渗透到现代小说的创作之中，如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对经典奏鸣曲式的模仿，村上春树的小说对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曲式的借鉴，余华提及的霍桑的《红字》对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叙事结构的追随，托马斯•曼的《魔山》对叙事交响性的追求，E.M.福斯特提出的“扁平人物”（Flatcharacters）与音乐中“主题动机”或“固定乐思”的对应等等。而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深受音乐影响的知名作家并不多见，除了余华（曾专门写了一本随笔《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应该首推湘西才子沈从文。
沈从文
美的宗教
西洋音乐文化于晚清加速传入中国，并在五四时期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大城市里的音乐演出活动日益活跃，青年沈从文逐渐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1930年，沈从文在信中希望好友王际真学提琴和钢琴，因为他自己“顶喜欢提琴”；次年，他在青岛听到钢琴音乐，“和我生命结合，我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1934年，他“与马思聪、梁宗岱三人同听音乐”，“三个人听了七小时的悲多汶（贝多芬）等全套曲子”，“影响到此后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几本书，一些短篇，其中即充满乐曲中的节奏过程，也近于乐曲转译成为形象的一些试验。”此时，西方古典音乐已经征服了沈从文，他成为了音乐这一“美的宗教”的信徒，并致力于在文学中表现音乐。
就这样，西方古典音乐加深了沈从文对美学和生命哲学的体验和思考，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信仰。宇宙的目的在人类的思索观念之外，而音乐启示他找到生命的皈依之所：“试想凭一种莫扎克（莫扎特）乐曲或可得到救助，将生命从得失哀乐中拉开上升。上升到一个超越利害、是非、爱怨境界中，惟与某种造型所赋‘意象’同在并存。”这便是美的宗教。音乐美所引发的宗教体验，沈从文称之为“抽象”，它超越各种限制，“如中毒，如受电，当之者必喑哑萎悴，动弹不得，失其所信所守。”人类的情绪、幻想等种种原始、野性的心理过程和能力，只有音乐而非文学才能充分加以表现：“人在其间形成的情绪，不易用语言解释，惟音乐可以透入综合重新给它一个具体的说明”。
同时，音乐还有着广泛的“疗愈”作用。面对文明人感性机能的退化，沈从文忧心忡忡：“人这一万年以来……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虫鱼的敏感慢慢地全失去了。或许还可以用种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潜伏在人本能以内的长处恢复过来。”沈从文的潜意识中，这种意外方法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音乐。超强的联觉能力是作为自然之子的沈从文感性生命的突出特征，他能从音乐中看到各异的风景，嗅到不同的气味，体验种种的情绪，音乐在他那里具有一种更新生命的神奇力量。现代科学证明，音乐通过联觉（通感）作用，能促使各种感觉彼此打通，确能治疗这种感性机能的退化。1949年，各方的批判和攻击使沈从文一度精神失常，正是依靠音乐的帮助才渡过了这一劫难，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和一些家书记录了这次音乐治疗过程。尤其是前者，他一再感念地吟叹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
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
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
于是，西方古典音乐引导和启示沈从文产生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罕见的伟大宗教情怀，进入一种超越小我、走向大我的超凡入圣的境界：“一切好音乐都能把我引带走向过去，走向未来，而认识当前，乐意于将全生命为当前平凡人生卑微哀乐而服务。笔在手上已工作二十六年，总似乎为一种召唤而永远向前，任何挫折均无法阻止……”正如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末乐章“欢乐颂”中所极力表达的理想，音乐将使人类社会的种种隔阂与冲突趋于消融，并以超越语言限制的奇妙力量将全人类紧紧地联结起来，这也是沈从文从西方古典音乐中体验到的宗教净化力和皈依感，他甚至计划靠音乐来拯救社会与人心。显然，有人认为这是痴人说梦，但当我们看到如下这样的新闻报道时，心头或许也会掠过一丝肃然起敬的顿悟之感：
英国伦敦的不少地铁车站近日开始播放莫扎特的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旨在减少犯罪率。1997年开始车站站长Nexus就在个别站台播放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这些音乐能够使人平静，遵守规章制度，继而减低地铁犯罪率。
新西兰第二大城基督城闹区商家发现，去年开始用扩音器播放抚慰人心的古典音乐后，犯罪事件剧减。这种“莫扎特效应”已成当地政府打击犯罪的秘密武器。
音乐性写作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让音乐思维全面渗透乃至主导小说创作的作家可谓少之又少，沈从文无疑是其中的卓越代表。对于自己的创作，他在与张兆和的通信集中和盘托出：“十余年来我即和你提到音乐对我施行的教育极离奇……文字受绘画中颜色影响过大，受音乐中组织影响过深，且似乎对于一个乐章过程有相当了解，因此大部分故事，总是当成一个曲子去写的，是从一个音乐的组成上，得到启示来完成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乃是一种音乐性写作的实验。他尤其注重对古典音乐曲式的借鉴：“故事中的排比设计与乐曲相会通处。尤其是关于重叠、连续、交错，湍流奔赴与一泓静止。”
比如说，重复手法是音乐的最基本特征，后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RobertZajonc）将这一心理现象称为“纯粹接触效应”（Singlecontacteffect），即人们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接触到某种东西的时候，会更加喜欢它们，即使他们完全不记得之前见过或听过这些东西。可以说，沈从文就是善用重复手法的大师，他的早期经典短篇《柏子》（1928）就是重复艺术的代表作，开头两段的句式和刻意的重复令人印象深刻：
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
于是客人可以上岸了，从一块跳板走过去。跳板一端固定在码头石级上，一端搭在船舷，一个人从跳板走过时，摇摇荡荡不可免。凡要上岸的全是那么摇摇荡荡上岸了。
核心意象“上岸”不断地重复，就像一段乐曲的主题，之后的叙事全部是这一主题的发展和变奏，于是在第二段出现了欢快的节奏性旋律“从跳板走过”、“摇摇荡荡上岸”，一如乐曲的呈示部，直到中前段的变化再现“小心小心的走过跳板到岸边了”，可以视为乐曲的发展部，直到中后段和尾段（“因此柏子从跳板上摇摇荡荡上过两次岸，船就开了。”）再次出现。从头到尾，“摇摇荡荡”的感觉被多次强化，产生一种水上人所习惯的晃荡感，柏子这种心醉神迷的爱欲渴望和体验也定下了小说的基调，小说始终回荡着这一基本节奏。“上岸”这一基本意象，象征着上岸后的爱欲满足成了柏子们身心迷狂的天堂，露水之缘中性的迷醉、情的信托。
人近中年之际，沈从文开始探索复调艺术在小说中的实验，其著名中篇《灯》（1942）便是复调小说的一大成果。它有两条独立的结构线：大的、套在外面的一条是灯的主人“×男子”向一个“穿青衣服的女人”讲述一个“老司务长”和“我”的感人故事，小的、嵌在内里的一条是作为老兵的司务长因“我父亲”的缘故，到大城市来伺候“我”，并在“我”身上做着关于“将军”梦的荒唐而又平实的故事。里外两条线索镶嵌复合，如同音乐的两条旋律线，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结合，彼此构成和声关系，展开成一个多声部的整体。更精彩的是，小说结尾又巧妙地编织叙事的圈套：“×男子”在俘获“青衣女人”的心后，又暗示“老兵的故事”可能是一个谎言，从而形成一条更宏大的结构线。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复调效果进一步放大。
难能可贵的是，沈从文并非只迷西洋古典音乐，而是热爱一切美好的音响。要知道，他是在湘西的民间器乐、民歌和戏曲中长大的。他曾建议专攻音乐的青年学生要致力于古典音乐的中国化，鼓励他们综合中西方音乐，努力超越贝多芬和莫扎特。事实上，他本人也在文学领域有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晚年，他在创作旧体诗时，一方面借鉴西方古典音乐的作曲方法，另一方面注意利用中国传统的乐器和音乐资源。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沈从文听闻之后有感于“创造力量的惊人成就”而挥笔写就古体长诗《红卫星上天》，其中自觉借鉴古典奏鸣曲的曲式发展方法：“照组织说有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启发”。若作成乐曲，沈从文希望利用传统乐器和音乐素材：“得用中国乐器来编排”，“也许用各种不同有名曲牌凑拼改组，会容易见功！”
悲怆奏鸣曲
对于古典音乐家，沈从文尤其喜爱贝多芬和莫扎特。据说他去世时，放的并不是寻常的哀乐，而是生前最为钟爱的贝多芬“悲怆”奏鸣曲，足见他对音乐一生的热爱。如果将沈从文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话，1948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四字到1988年去世，在长达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与苦闷。“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正所谓“人生如乐，乐如人生”，沈从文的后半生，何尝不是一首“悲怆”奏鸣曲？
可以说，音乐就是沈从文萧条、黯淡乃至灾难性的后半生最大的精神慰藉。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正是在同一时期，沈从文将更多的思想和精神寄托放在了音乐上，他甚至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台唱片机，专门听西方古典音乐，仿佛音乐是对人生最好的疗愈。对此，其子沈龙朱先生说：“爸爸并不会成套地给你说音乐反映了什么问题，他说不出来。他觉得好，就是好。爸爸会在唱片当中的纸片上面用毛笔写上字。英文他看不懂，告诉他是莫扎特的第二协奏曲，他就用中文写上：‘莫扎特协奏曲，好！’打一个惊叹号。他认为好的，他会在上头写一点字，反复听。”如果说前半生音乐对于他是进行文学实验的某种理想和目标，那么后半生的音乐则完全浸润到他那暗淡的人生与孤寂的灵魂之中。
更令人惊奇的是，沈从文晚年甚至一度想改行作曲。1972年2月，沈从文因病重从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同年8月，他在给小儿子沈虎雏的信中写道：“如社会再变，还有第四次改业机会，或许将试学‘作曲子’，倒真是异想天开……若活到七十六岁还有机会接近什么乐舞团，那些年青女孩子会激起我的想象力，写得出十分好听的民族曲子。成就肯定将不下于我写的小故事！”要知道，此时的沈从文已值古稀之年。他从一个旧军人转成大作家，又转成文物研究专家，在干校无法工作时，他还转而开始写五言古诗。现在，他突然起念要改业“作曲子”。令人莞尔的是，他说自己“不懂音乐”，他的表侄黄永玉也说他“七个音符组合的常识”也不清楚，连简谱可能“也读不清”。
同年4月，沈从文在给学音乐的友人窦达因（九如巷张家好友）回信时提及：“我一生最喜欢的是‘绘画’和音乐（加上数学），以为真有意思。因为比‘文学’受的限制小，而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充分抒情，自由解释，不必受‘论’拘束。”在这封信里，沈从文还谈及，他受邀为音乐家杨荫浏创办音乐研究所收集大量古代音乐舞蹈史料的情况，后来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并制成国礼送给友好国家。联想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沈从文还参与编写过一套三卷本的《中学音乐教材》（1946年8月出版），沈老一辈子与音乐的渊源不可谓不深。
沈从文参编的《中学音乐教材》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沈从文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作品《边城》《湘西》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他前半生叱咤文坛震八方，后半生却青灯黄卷任浮沉。然而，无论是辉煌还是沉寂，音乐始终是沈从文最钟爱的精神慰藉，不仅给予他文学创作上的丰厚滋养和启迪，也一次次将他从苦难的深渊中超拔出来，将他带至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极境。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的墓碑上刻着两句他十分得意的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如果不能深刻理解沈老萦绕一生的音乐情结，便不能洞烛幽微地照见那个“我”，也就谈不上能理解和认识“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