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瑞典学院官网报道，当地时间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终年95岁。
很多人对马悦然先生的认知，停留在;精通中文、;曾力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等描述上，其实他更是毕其一生，为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走上世界舞台搭建了一座桥梁。
始于大学时代的汉学研究，实习地就在中国西南
和许多半路出家的欧美汉学家不同，从1946年，时年22岁的马悦然先生就师从汉学家高本汉教授，开始学习汉语。
1948年，马悦然作为实习生首次来到中国，开始进行中国西南方言调查的工作，并亲历了新旧中国的世代交替，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变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1951年，他结束在华学术项目后，返回斯德哥尔摩大学完成学业，随后受聘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教授中文。1956年，他以青年中文专家的身份重返中国，出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专员。1958年任满后定居澳大利亚，受聘于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了中文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西南官话和西南方言的重要学术著作、论文。
1965年，他被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聘任，回国担任汉学教授。这份崭新的工作更多和现代汉语、当代中国文化有关，而不再局限于中国方言和汉语音韵，这让他开始脱离老师高本汉教授的研究思路，走出属于自己的汉学研究道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致力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马悦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词，到散曲，到辞赋古文，乃至《水浒》和《西游记》等大部头小说，他都译成了瑞典文。
他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孟子》《史记》《礼记》《尚书》《庄子》《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并翻译了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非但如此，他自己还曾说过，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他先后访问过的一大批中国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包括巴金、老舍、钱锺书、沈从文、叶圣陶、艾青、冰心、臧克家、曹禺、夏衍等。;中国文学通，他完全戴得住这顶帽子。
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者。他不遗余力地推介中国作者、作品，希望能促成中国作家获奖，并最终有所成就。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跟作为诺奖评委的马悦然有着密切关系。
马悦然很推崇莫言对文字的掌控力，他读完莫言的短篇《小说九段》后就将其译成瑞典文，称;读莫言的文章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作家——蒲松龄、吴承恩，从中能看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子，所以也极力推荐他。
前后两任妻子，一位是四川人，一位是台湾人
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他的婚姻也与中国有缘。他前后两位妻子都是中国人。第一位妻子还是一位成都女孩。
1948年，来到四川研究汉语方言的马悦然，居住在文庙后街一座叫;可庄的公馆里。马悦然还从成都出发到达峨眉做方言调查。峨眉山让马悦然终生难忘，虽然在这里只生活了半年，他却将此地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离开峨眉山30年后，1978年，当马悦然再次来到峨眉时，当年给他拉过黄包车的一位农夫仍然记得他，而他也一眼认出了那位脚穿槽眼儿布鞋的农夫。
1949年秋，马悦然离开峨眉山来到成都华西坝，跟随华西协合大学的闻宥教授进修汉语。他和另一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租赁教育家陈行可先生家的住房居住。陈先生家中有两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待字闺中。其中18岁的陈宁祖，是二女儿。陈宁祖的父母邀请马悦然给陈宁祖补习英文。两人产生了爱情。1950年9月24日，马悦然与陈宁祖在香港道凤山教堂举行了传统瑞典式婚礼。1996年11月，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为中国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1998年初识于台湾，此后两人;秘恋多年，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马悦然与陈文芬（出生于1967年）相差43岁，这段备受文化界关注的婚姻，却让他们保持得十分低调。陈文芬曾经对媒体说，1998年马悦然到中国台湾访问，有一回，在一群媒体人的饭局上，马悦然在闲聊间提起对布袋戏的兴趣，饭桌上七嘴八舌，其他人忽略了马悦然的提议，而陈文芬不仅留意到了，而且后来还充当导游，带着马悦然到台湾新庄戏馆巷看台湾历史悠久的布袋戏团;小西园剧团的演出。那一次结伴看布袋戏，使两人有了个美好的开始。
马悦然对小西园的布袋戏演出十分欣赏，认为其演出仍保留传统泉州布袋戏的余风，他后来还居间安排小西园到瑞典演出。那次之后，马悦然又有机会再到台湾时，陈文芬再次陪同他到小西园看布袋演出，两人开始真正交往。陈文芬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结婚之前五六年，两人往来电子邮件2000多封，在信件来往中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想法。
陈文芬说，她和马悦然的关系可说是;文字因缘骨肉亲，那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戏剧化。夫妻两人曾以;南坡居士、;台湾小妖的名字合写过一本微型小说，书名叫《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一半是写瑞典生活，一半是写马悦然神游幻想辛弃疾和李清照跟他喝酒。据说该书是受莫言《小说九段》的启发，莫言也为这对跨国夫妻的爱情之书写了序。
曾与李辉畅谈，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如数家珍
湖北籍著名作家李辉，曾于1985年/1992年/1993年多次采访马悦然。1998年，李辉再度访问瑞典，并看望马悦然先生。
其间，这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如数家珍般讲述着他阅读和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印象，以及多年来与中国作家的个人交往。重要的不在于归纳和概括，而是他这样一个有着出色艺术鉴赏力的汉学家，坦率地表达出他对中国作家作品的喜好。
他对郭沫若诗的方言感觉，对巴金小说中的对话与叙述方式的差别的分析，对杨吉甫的偏爱，对当代小说家的评价等等，言简意赅，颇具新意。时隔20多年，再读马悦然的谈话，依旧觉得新鲜：
关于诗与诗人
中国现代诗我认为从郭沫若开始。郭沫若的诗过二三百年，那时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还会注意。他的《女神》和《瓶》都不错。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郭沫若是乐山人，讲乐山话，完全是乐山方言，这种方言是非常特殊的。官话，也就是普通话，有四声，但乐山话的入声很特别，不能有重音。我觉得他的诗非用乐山话念不可。翻译一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研究过乐山方言，后来注意到了他语言的这种特点。
1920年代最大的诗人我认为是闻一多。他的《红烛》和《死水》，是1920年代最好的，他是诗的建筑家。《死水》的结构非常美。他也能写自由诗，像《飞毛腿》，用大白话，用拉板车车夫的话，从艺术上讲，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很好。我还喜欢刘大白的《卖布谣》。徐志摩的诗也不错。我认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诗的专家，他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徐志摩。他认为闻一多的诗不够悲哀。
1930年代我最喜欢的是艾青的作品，以后他的创作走下坡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1980年代艾青批评朦胧诗，我知道后，给他去过一封信，我提到了代沟问题，我说没有代沟，就没有进步，应该互相respect(尊重)。后来去拜访艾青，他说：;你给我的信，字写得非常好。我说：;字不是我写的，但信是我写的。但他没有再说别的。
好多年里我们没有再联系，一直到前几年到北京，但那时他已经不能交流了，我非常遗憾。朦胧诗中的北岛、顾城、舒婷、多多等。有些人反对年轻人，有一个人叫王辛笛的替年轻人讲话，敢于出来保护他们。后期的朦胧诗我没有看过。我把北岛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
顾城早期的诗我非常喜欢，可能是他们中间中最有天才的一个。以后写的作品表现出精神分裂。《水银》根本不通。我念了四十次，每天晚上念，还是不懂。以后我给顾城在新西兰的文学系主任、我的一位朋友说：非常可惜，顾城不写诗了。他转告了顾城，顾城写给我一封长信，他有一种不能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恐惧。他不能与人交流。最后写人家;nonsence(胡说)《男》一首短诗：苹果/布/食。
关于小说
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故乡》和《药》。
《野草》可能是中国诗最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老舍非常会讲故事。《老张的哲学》中的讽刺很好。还有《二马》，他自己觉得不怎么样，他在五十年代对我这么说过。我在五十年代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间见过他，和我们非常好。我那时愿意与年轻作家交流，先请老舍来我家，有一天他真的病了。
我记得有一天，英国作家格林到我家，请老舍、叶君健到我家。晚上，老舍用完全流利的美国英语与格林谈话。那天我们喝了三种不同的酒，除老舍和叶君健外所有人都醉了。巴金的《家》《春》《秋》中，我觉得《秋》写得最好。我懂四川方言，中国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有两种风格，叙述是用三十年代的国语，对话是用四川方言，动词结构是方言的。可以比较一下。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部用两种不同风格写的作品。
《寒夜》写得最好，非常像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埃及作家。把他的作品改成中国的城市、人名，就像巴金的作品。相反，巴金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可能。沈从文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边城》。这是一首长诗。他的《长河》，是没有完成的长诗。
《从文自传》，很多短篇小说，包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都应该译成英文。我已推荐一个朋友来译，我觉得《从文自传》像一部长篇小说。还应该提到钱锺书的《人·兽·鬼》、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孙犁和浩然有相同的地方，会讲故事，知道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浩然会写小说，值得研究。我们大学用过很多他的东西。
当代小说家中我很喜欢阿城，他是一个全面的作家。还有冯骥才，他像老舍一样也非常会讲故事，是当代老舍。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是我所看到的英文翻译得最好的。莫言有的作品好，有的念不下去。《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好！我还喜欢残雪的作品。我看她是中国的女卡夫卡。写得很短，虽然有人批评她。
1950年代我在北京使馆工作，1956年一看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马上觉得应该译成瑞典文，值得注意。便翻译出来寄回外交部。我很喜欢他的短篇。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由我的妻子和罗德弼的妻子一起翻译成瑞文。我也译过他的一些作品。他很会写，最动人、最重要的我看是《朋友，你早》，提的问题很重要。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是非常出色的。要是在1930年代有人推荐鲁迅，或者推荐闻一多的诗，我相信评委会会考虑提名，但不一定会当选。
有一个谣言，是斯文赫定问鲁迅：愿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鲁迅不同意接受。其实诺贝尔评奖不可能存在这种事先征求意见的情况。当代中国文学现在完全和世界文学结合起来了。
我觉得有一些当代中国的作家是有资格的。但奖不是一个人决定的。我们一共十八位评委，是要选一个很好的作家，不能说是选一个世界冠军。我们希望每年选一个重要的作家。我当然会尽我的力量。
楚天都市报记者刘我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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