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巴蜀文化长河浩荡壮丽，魅力无穷，在中华民族文化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2月24日下午，由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主办，四川历史研究院、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人民出版社承办的“《巴蜀文化通史》出版座谈会”在成都举行。在座谈会上对外宣布，作为川渝两地学术界研究巴蜀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巴蜀文化通史》正式出版，面世亮相。
该书的总序中，《巴蜀文化通史》主编之一章玉钧提到，《巴蜀文化通史》是“巴蜀文化”概念提出八十多年来“首次大的学术集成。” 该书“围绕前述长时段、宽领域、多层次的巴蜀文化来创新体例结构，成为首部纵横贯通、覆盖面广、体量超大的巴蜀文化史，在全国已出的各种区域文化通史中，当属编撰体例新、时间跨度长、内容浩繁的一部。”
《巴蜀文化通史》揭幕
川渝合作 70多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参与
《巴蜀文化通史》全书共约1600万字，22卷28册。其中包括《通论卷》（谭继和著）、《农业与水利文化卷》（彭邦本编著）、《工商文化卷》 （张学君著）、《城市文化卷》 （何一民等著）、《建筑文化卷》 （庄裕光著）、《交通文化卷》（ 蓝勇等著）、《民族文化卷》（赵心愚、杨铭等著）、《移民文化卷》 （陈世松著）、《哲学思想卷》 （蔡方鹿、刘俊哲、金生杨著）、《史学卷》 （粟品孝、周鼎、李晓宇著）、《文学卷》（ 邓经武著）等。
《巴蜀文化通史》编撰工程由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小组立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牵头的四川省西部文化强省建设重点支持项目，也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及国家出版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编撰工作具体依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进行。编撰委员会于2006年设立，编撰工作由此启动，至2020年全面完稿，历时1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次文化工程由川渝合作，组织和邀约四川省、重庆市七十多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参加。编委会成员阵容强大，其中有章玉钧、林向、胡昭曦、贾大泉、谭继和、万本根、陈玉屏、罗鸣、沈伯俊、彭邦本、向宝云、王素、舒大刚、邓经武、赵振铎、李明泉、王毅等人。
《巴蜀文化通史》主编之一、四川社科院杰出研究员谭继和谈到编撰这套书的几点作法。其中包括“力图厚殖华夏学术巴蜀根基，为巴蜀文化探寻特点、亮点和闪光点，总结出‘三句话’：巴蜀生态神奇之美、巴蜀文态神秘之美、巴蜀心态神妙之美。以‘三态’‘三神’‘三美’生动展现薪火庚续、俪俪相依、慧命相读、推陈出新的巴蜀常青树的鲜活面貌和永恒魅力。”
以“三通”为理念既集成又创新 从“照着讲”做到“接着讲”
总序中还提到，整套书特别很好地处理了“集成”与“出新”的关系，总序“编撰这部书时，我们力求做到既是文化集成，更是学术创新。无论文化发展、学术探索，都是慧命相续、推故致新的过程，需要不断传承积累，继往开来，久久为功。“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这是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进程。”
书中有较多突破和出新。总序中提到，过去关于农业与水利、工商、交通、建筑、城市等的论著，容易停留于物态层面，罕有从文化学角度和宏观视野对其全过程深入探讨之作；这次研究标明以“农业与水利文化”“工商文化”“交通文化”“建筑文化”“城市文化”为对象，注重深入文化层面进行阐释，且着意探讨长时段历史中这些物质文化变动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演进的关系及产生的影响，这些往往是以前研究论著较少触及的。有关交往文化的几卷，注重聚焦于民间大众，关注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运用了许多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方法，见解新颖，地域文化味很浓。此外，许多卷发掘出大量翔实的资料，匠心独运，以史鉴今，提炼出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或举出有新颖性的论据，活用巴蜀首创的学术话语，采用别出心裁的叙事方式，力争获得创新、独见、卓识的学术成果。具体的创新点如同“诗眼”“文眼”分布闪烁在卷帙之中……
章玉钧在总序中这样讲述这套书的缘起与旨归，“编修《巴蜀文化通史》之议，酝酿已久。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巴蜀文化和蜀学研究在四川逐步升温，在选编出版徐中舒、蒙文通、顾颉刚、任乃强、邓少琴、冯汉骥等大师关于巴蜀文化的论著后，陆续编写出版了《巴蜀文化图典》《巴蜀文化研究丛书》《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大家既为“地域文化热”的兴起而振奋，又在同地域文化研究先行地区的比较中，看到我们的差距，深感传承、整合和弘扬巴蜀文化，要抓牵头的东西，抓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带动性的项目。”
总序中还提到，“三通”是贯穿全书的重要编撰理念。“我们根据编撰《巴蜀文化通史》的要求，把历时态的“纵通”、共时态的“横通”与跨文化、跨学科的“会通”，合在一起作一些新的阐释。世界是通的，大历史是通的，大文化是通的。文化史的发展，本来就涵盖着纵向的全过程、横向的多层面、跨文化的多领域。通向历史本真，揭示历史本体，是“三通”追求的目标。”
目前关于巴蜀文化“最全面、最集中、最系统”的学术集成
四川省历史学学会会长姚乐野在在《巴蜀文化通史》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梳理了“巴蜀文化”概念的形成流变过程后提到，从共时性的维度来看，《巴蜀文化通史》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开创性之作。从全国范围来看，地域文化通史方兴未艾，纷纷涌现。山东有《齐鲁文化通史》（8卷），河南有《中原文化通史》（8卷），湖北有《荆楚文化史》（8卷本），上海有《上海文化通史》（上下两册），江苏有《吴地文化通史》（上下两册），北京有《北京文化通史》（一册）。相比之下，《巴蜀文化通史》不仅规模最大，而且体例最精。全书从物态文化、交往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采用“通论+专题卷+大事记”的结构，创新体例，成为一部纵横贯通、覆盖面广、卷帙浩繁的巴蜀文化巨著，为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学术框架，在地域文化史领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巴蜀文化通史》，正是巴蜀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积累、近百年探索之后的最全面、最集中、最系统的学术集成。”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四川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王毅在发言中提到，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代学人近百年努力成果丰硕，但却鲜见全面、系统的归纳与整理。在既有成果中，或限于地域（川渝分家），或囿于时限（述远略近），或包容差强（难窥全貌），或考古相左（史物不符），可谓挑战无数。本书的主导者却义无反顾地责任担当，从定位特色、“通论+专题卷+大事记”架构到各卷靶向设计，唯有以包容之心、创新之举，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十余载坚守不弃，才有今日之面世硕果。王毅还提到，“这部巨著比其他通史更多更好地使用了四川近百年来考古材料，所呈现的巴蜀文化面貌更全面、更科学、更直观。”